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以及网络化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问题逐渐增多和尖锐化，例如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发展和收益不平等的问题引发其他国家错误的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主导力量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发生逆转，不仅使经济全球化遭受威胁，也导致全球经济治理陷入紊乱和失灵。这反过来进一步威胁到全球经济稳健持续发展的局面，强化了多边治理的需求和迫切性。(一)全球风险与经济政策冲突加剧随着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一国或者区域发生的金融危机、债务风险、汇率波动、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以及贫困、难民等问题更容易演变为跨境问题及全球性矛盾。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管理，政府间、企业与政府间的争端，跨界金融监管，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政府采购管理、产业政策制定、劳工权利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日益超越原来一国的管理范畴，“边境壁垒”扩展为“边境后壁垒”。此外，突发性全球经济问题、地缘政治冲突、全球性肺炎病毒大流行等导致各行为体之间的经济政策冲突加剧，发达经济体采取的产业贸易及投资保护、技术封锁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征关税等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都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化、全球问题的发生发展和全球治理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治理出现的根本性依据。可见，全球化条件下单个主权国家无法独自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和尖锐化，导致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采取建立国际规则和制度以协调应对的行动。全球经济治理便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他治理的基础。(二)全球经济发展对规则制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人类社会通过集体行动诠释社会生活的内容，而集体行动要具有秩序就需要去获得行动的一致性。在如何获得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方面，人们聚焦于价值、规则和规范这三个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并存在着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关系的要素，即依靠价值、规则和规范去整合集体行动。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民主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更加细化，对行业间、国家间、区域间以及全球间的政策协作要求更高。规则和机制在协调国际关系、治理全球问题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规模越大、融合越深的集体行动对规则制度的要求也越高。各国围绕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表现得更加激烈，例如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维护原有三大正式多边机构等旧规则以及制定新规则继续巩固和增大对自己更有利的治理体系，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则通过谋求对旧规则的改造以及倡建新规则建立有利于增大自身话语权的更加公平合理的治理体系，由此引发国际规则的新一轮变革潮。新的规则和机制不断涌现，包括二十国集团、全球气候治理机制、APEC、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等国际协调机制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RCEP等。新兴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都使传统国家行为体面临新的挑战，无法完全控制所有国内外事务，进而使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三)原有多边治理体系渐趋软弱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黑天鹅事件以及不断增加和复杂化的全球性问题，自二战后期就开始运行的三大主要正式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来出现的G20、APEC和诸多其他区域组织等共同构成的多边治理体系应对乏力、效能不足。首先，多边治理机制本身存在诸多短板和软肋，难以适应新问题和新挑战。其一，多边治理机制的规则设计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全球三大主要正式治理组织天生不足，例如IMF、世界银行等资本金偏小、基本票不断被稀释，IMF与世界银行份额及投票权的分配不合理。依托三大机构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贸易多边治理体系在此后近70年间因成员增多、利益诉求多元化、问题复杂化和规制调整本身滞后等原因，既不能满足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资金需求，同时调节对象及机制也存在诸多缺陷。目前，世行份额结构与投票权的分配、执行董事会的组成和决策机制，与各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不相符且差距继续拉大，债权国对世行运行成本的贡献比率由原先的约70%下降到2004年的23%，而借款国贡献率则相应上升。2010年的小幅度改革并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得到应有的投票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投票权甚至被削减，IMF及世行决策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并未明显提高。美国依然霸占着行长职位，理事会成员中发达国家也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世界银行原行长佐利克曾表示，计算投票权的新公式远非完美，需要在2015年推出一个更具活力的投票权计算新公式，以保证各国的投票份额更加公平均衡。此外，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世行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并未在投票权中得到体现，例如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但IMF份额及世界银行投票权均没有占到第二名。其二，规则缺陷下的治理权力结构失衡扭曲，畸轻畸重，难以凝聚合力。多边治理组织本来是依据内部权力配置来共同协调决策和行动的，而严重失衡扭曲的权力结构必然导致组织内部冲突加剧，产生离心倾向，进而抑制组织规则与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发达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多边组织中拥有绝对话语权，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利益分配格局与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不相匹配，使其治理愿景和潜能无法发挥，也使多边经济治理的正当性、适应性、协调性和效能受到质疑。其三，多边治理机制僵化，难以适应新问题，而对美元霸权及其管束的软弱是IMF和世界银行体系的最大缺陷之一。金本位之后的美元本位制体系允许美国将本国债务出口并让世界各国来处理由美国政策造成的各种意外。由于在汇率公平决策和其他决策中缺乏民主和权力制衡，美国能够将“过度特权”分配到世界银行和IMF的决策过程当中。此外，IMF对主导经济体及其货币霸权的滥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对其跨境投机活动往往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甚而默认更多美元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除此之外，IMF还缺乏对全球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预警防范能力，例如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缺乏预警及预防举措。至于WTO，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WTO无法调解几大贸易伙伴关于WTO改革议题的立场冲突，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问题。欧盟等认为现行WTO规则已经不能充分约束某些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政策，美国等则主张用更高级的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替代低水平的WTO规则。由美、欧、日、加四个发达成员构成的WTO“四极体制”长期操纵着WTO决策，导致其他成员的态度基本无关大局。“绿屋谈判”(Green House Negotiation)模式的盛行使WTO重要决策由少数发达成员方先行磋商决定，再强迫其他成员方接受，广大发展中成员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一致同意原则让WTO无法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决策，而美国一票否决的法官遴选程序也致使WTO最重要的裁决机制失效。渔业纠纷、电子器材、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等一些新问题未能及时纳入WTO的监管范畴。可见，三大多边经济治理组织都面临着重大的合法性与问责性危机，因为它们内部的投票与决策结构没有反映全球新的权力关系现实。要让国际经济组织在21世纪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中重要、负责、有效，有必要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政府领导人应当将这作为一项优先事务。其次，主导力量滥作为严重影响多边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执行一条试图以退群和削减自身对多边治理贡献的“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方式实现逆袭和再次伟大，由此加剧了全球多边治理的分崩离析。美国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大幅度减税＋贸易保护主义＋构建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组合，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迫使对手与其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双边经贸协定，吸引更多国际资本主动流向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形成“资本流出＋经贸规则被边缘化”的双重压力，特别是以“三零方案”(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非汽车工业零补贴)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新规则严重冲击了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导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滞，未能完成2001年启动的多哈议程谈判。WTO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表示，应对全球性挑战集体行动至关重要，如不解决各国互利贸易安排的障碍，将损害并最终扭转各国通过贸易积累的非凡经济、社会和政治收益。美国无底线指责、干扰、打压国际组织，要求IMF和世界银行停止支持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并企图依托主权国家而非国际组织来改革、领导世界秩序。IMF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位置一直被欧美人士把持。最近，美国又强行要求任命现任WTO副总干事、美国人沃尔夫为代理总干事，以填补从8月底到11月初遴选程序完成的这段空窗期。世界银行原行长金墉意外提前3年多于2019年1月7日辞职，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在2020年5月14日又宣布提前一年多结束任期，于8月31日离职，这些均与美国的干扰、打压脱不了干系。此外，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大国率先垂范的力量和影响，动摇了国际气候合作治理的信心，使气候治理资金缺口扩大，更伤害了《巴黎协定》的普遍性与合法性。(四)赋权偏低抑制新兴经济体治理能力的发挥现有多边机制基本由西方大国制定，并为发达国家所操纵用于为自身利益服务，缺少全球性的协调、管理和制裁，从而使其效用大为降低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并导致赤字问题严重。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在正式多边治理组织内部赋权偏少，治理诉求与参与决策的潜能得不到应有重视，必然严重挫伤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性和抑制其能力的发挥，进而引发多边组织内部的阵营分化，损害团结。在G20等重大国际磋商之前或者期间，G7和B5(金砖国家五国)往往分头举办内部协调会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下的优惠待遇去留问题一直争吵不休。美国倡议建立的G20机制表面上给予了主要新兴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话机会，但G20只是结合当今的经济现状对以往的框架规则作出适当的结构性调整，作为不具有法律权威性的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制度，G20没有也无法彻底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及新兴国家在其中的弱势地位。它实际上是G7试图分担责任并得以重新恢复对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内的更广泛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控制并使其合法化的过程。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一个可以称为没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内，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部长等若干个角色和特定的金融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配着整个局面，受到他们决策影响的许多人却几乎没有发言权。现在是重新思考有关决策是如何在国际水准上做出以改变某些国际经济秩序治理规则的时候了。让所有国家在相关政策上都有发言权才能有可能创立一种崭新的、更加可持续和较少变化的、增长果实可被更加平等分享的全球经济。在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下，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更需要提倡多边主义概念和包容性治理、更大的经济公平性和共同责任。随着新兴参与者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发展，确实应当探索多边治理决策的新方式和建立共识的新方法。“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治理程序的设计，否则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就岌岌可危。现在是国际体系急剧变化的时期，但正是在充满压力与不确定的时代，关于改革的思想将成为有助于引导制度构建发展的明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克服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应当是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决策权。(五)行为体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失灵首先，单边主义政策泛滥。特朗普以“美国优先”原则把美国的对外政策调整为尽可能少履行或不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2009—2018年间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693项，居全球首位，其中2018年出台197项，占G20成员累计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之首。美国还利用强大优势将美墨加自贸协定、TPP等协定高级化，将单边标准双边化、多边化，以主导重塑全球经贸规则体系。美国还以双重标准不断施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例如中国自加入WTO开始就被取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3条所规定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第27条规定的过渡期也被强行取消。2020年2月美国单方面取消中国、印度、巴西等25个经济体的WTO最惠国待遇。美国一直凭借美元霸权及其控制的SWIFT金融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举进行金融制裁，例如将伊朗踢出SWIFT结算体系，威胁对俄罗斯—德国输气管道北溪2、土耳其管道等合作项目加以制裁。其次，保护主义盛行。2020年7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查机构发布的定期年中报告显示，在审查成员(地区)从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的贸易政策期间，世贸组织成员实施了239项贸易救济行动，启动贸易救济行动的力度为过去8年最大。其中，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占所有贸易救济行动的80%左右。新的进口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关税，实施进口禁令和更严格的出口海关程序等，涉及价值约4231亿美元的商品。近三年里全球制造业平均关税从11%上升到了14%左右，农业平均关税从33%上升到近39%。2018年以来美国以“301条款”对中国多次加征关税更加凸显其践踏WTO规则的本性。如果各国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以维护本国经济，那么WTO等捍卫自由贸易的机构可能会面临更大冲击。资金减少和保护主义盛行会限制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且可能破坏全球为加强国际合作的努力。未来各国在特定议题上形成在较小范围内开展合作的新合作模式，通过非正式机制而不是正式组织或条约展开合作的趋势将不断加强。各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弱化，尤其是大国间的经济对抗加剧将导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也将成为2020年及未来10年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由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引发的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失灵风险。其一，造成全球治理能力不强。三大正式多边治理机制对区域性、全球性重大经济问题，被动隐患和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各类风险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危害缺乏预警和充分应急准备，例如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2020年全球性肺炎病毒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等预警及应对不力。其二，引发高昂的治理成本。世界银行存在机构臃肿、行政费用高、办事效率低等诸多问题，2018财年世界银行行政费用高达20.4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时，世界银行贷款额度偏小，项目准备时间长，审批程序复杂，评估方法缺乏灵活性以及对国内政策干涉较多，往往不能满足贷款国的要求，也不能给予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合理化建议。其三，造成低效治理。美国一票否决以及西方国家主导下的IMF和世界银行难以做出维护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权益的重大决策，“协商一致”规则下的WTO笨拙不堪，缺少与成员方的企业、非政府组织(NGOs)及普通民众间的沟通机制导致其决策及争端解决缺乏透明度，上诉机构停摆使其权威性遭到削弱。WTO还被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边缘化，多边谈判功能几近丧失，以致运转低效和困难。多哈谈判多年无果几乎停止，历经多年谈判的RCEP因印、日变卦面临尴尬。三大多边机制以及《巴黎协定》等在促进货币金融稳定、维护贸易自由和贸易平衡、保障投资公平、确保能源安全、解决气候治理问题等方面的作用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全球经济治理严重“赤字”不仅使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难以及时消解，甚至成为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的推手。